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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在人生旅途中经历过多少故事,沧桑的心底有多少抹不尽的记忆。把忧伤画在眼角,将流浪抹上额头,用思念添几缕白发,让岁月雕刻憔悴的双手。 别错怪那光阴改人容颜,其实自己才是那个化妆师,调整心态,珍惜时光,友善待人,爱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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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屯矿区的九年  

2016-07-09 07:27:10|  分类: 老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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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哈啦哨《我在大屯矿区的九年》

我在大屯矿区的九年

哈啦哨

197412,时年20岁的我从上海市劳动局第三技校毕业,分配到江苏沛县大屯矿区工作。

我在大屯矿区的九年 - 哈啦哨 - 小农自留地

19751月,我拿着工作单位寄来的通知,按照指定时间,找到上海市四川中路49号四层大屯矿区驻沪办事处报到。报到在一间大会议室进行,大致能容纳50人,到了那里我才知道,由于会议室空间所限,报到人员分批进行,因此我没看到我们班分配大屯矿区的另2位同学以及我们技校其他同学,见到的都是陌生面孔。会议室部分人坐着,没座位的人站着,聆听大屯招工人员介绍矿区情况,最后宣布每个人去向。我被告知分配到孔庄矿机电连,因孔庄矿尚在建设中,我们将分别在上海几个大厂先培训两年,等孔庄矿投产后再进矿区。

19752月中旬刚过完春节,我到上海共和新路汶水路附近的造纸机械厂培训,(同校同班的邢同学在彭浦机器厂、陆同学在矿山重型机械厂培训),担任十几人的培训组长,另一技校女生黄金珠担任副组长,培训前先组织大家政治学习一周。培训学习的第三天,上海办事处的老翁师傅(他的女儿也在大屯矿区)前来通知我,说组织上调我去办事处劳资组工作,立即去办事处上班。负责劳资组的老张师傅原是上海轻工局的老干部,他安排我的工作是,管理在上海几十个厂培训大屯矿区职工、技校生以及协调处理与厂方关系,组织在沪培训司机和矿区来沪司机考驾照,对调往矿区的上海技师调档案审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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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组织半年多对我的工作考察,197510月正式将我调入大屯煤矿工程指挥部劳资组工作。那时还没恢复处室称谓,劳资组是一个大组,内分劳资、生产、车辆管理三个小组,共有20人,大多数是上海派来的干部,仅有三个年龄相近的年轻人,我是年纪最小的。朱根荣任大组长,担任副大组长的有曾是游击队长的老革命老岳、行政十二级“高干”老迟。劳资组有负责职工调配的鲍洪生、于泽国(他俩原先是上海市劳动局干部),负责工资的徐孝轩,负责劳动保护的无锡人吴根发,负责劳资统计的常熟姑娘焦近愚,还有程汝珍、陈恒铁(上海体委来的干部)与我,我拜于泽国为师,学习调配、职工调出调入以及招工;生产组有上海南汇来的老干部老陈,老八路工程师马达,知识分子老学究老朱、老钟,还有一位名字忘了,北京煤炭设计院来的仇熹;车辆管理组有王有法,年轻帅小伙俞金林,还有一位名字忘了(来自上海交警大队)。

劳资处内人际关系融洽,大组长朱根荣既大方又热情,几乎每个周日都自掏腰包,委托特会做饭的吴根发买菜请大家吃饭,那时指挥部机关大楼附近有个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那里的鸡鸭鱼肉菜都较便宜。大家对我这个新来的小职工很关照,尤其是我的师傅于泽国,不仅教我业务,还帮我缝洗衣被,过年过节时,鲍洪生师傅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也算懂事,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打扫卫生打水,干好自己本职工作之余,帮大家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我的算盘打得不错,每月帮小焦姐做劳资统计,也多学了一门手艺,当小焦姐休产假期间,我独当一面将她的工作兼了起来。老钟、老朱、老仇生产组的老学究们休息时玩的很高雅,下棋就是围棋,打牌即是桥牌,有时让我觉得他们有点儿高傲,虽然对我比较客气,我们又仅隔没门阻隔的两间办公用房,但没多久他们就不记得劳资组还有我这个小字辈了,多年后仇熹来煤炭部托我同事找我查资料,我告诉他不用托人直接找我就是了——因为我们曾是大屯一个组工作过的同事,他说不记得有我这么个人。那段时间,徐沛铁路专用线单位的党委书记常来我们劳资组,他也是上海来的老干部,有一天他跟朱根荣商量想将我调往他们单位,说他正缺一个团委书记,并说我在这里搞劳资可惜了,在他那里培养政工干部将来更有前途,老朱说,我好不容易挑来的,你想捡现成的,没商量。我内心很想去铁路部门,倒不是想走仕途,是因为听说当火车司机工资较高,后来又听说,当火车司机得先从挺辛苦的司炉工干起,升到副司机以后才能升司机,要干多年才成,我倒是不怕吃苦。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也死了这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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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挥部,每周六都会组织机关干部到姚桥矿下井劳动一天,去的人以年轻人居多,因此团委书记王炳章成为带队组织者。我只要不出差,几乎每次都参加,在井下攉过煤、当材料运输工扛过圆木支柱,最后固定干他们谁都不想干的送饭工。每次我同他们一起下井,熟悉他们工作地点后再上来,上午10点多,我到食堂先给自己喂饱饭,然后去打开水领饭,背着有棉护套的开水箱,前面挂着装面食的午饭箱下井,一般他们工作的巷道距离较远,我背着较重的箱子在黑暗的巷子里曲曲弯弯要走半小时到一小时,给他们分完水和饭以后,我总觉得没干活似的挺不好意思,想帮忙攉煤装车,王炳章赶紧拦住我,让我保持干净的手好帮他们擦擦汗。等他们吃完饭休息以后继续干活时,我先升井去还水箱饭箱。那时我还不太习惯吃面食,送饭工对我来说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在井上先吃米饭,二是先升井还水箱饭箱后我可以去看望姚桥矿工作的技校同学,等大家全部上来后一起坐车回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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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大屯煤矿工程指挥部时,由于机关暂时没有空余职工宿舍,我在大屯招待所住过数月,后来于泽国师傅又与汽车队商量,我搬往汽车队职工宿舍住过一段时间,19765月后才搬回机关职工宿舍。虽然那时大屯矿区已经建设了56年,但除了指挥部周围比较热闹以外,前往其它矿没有公交车,路上较荒凉,要去其它矿要么搭顺路车,要么借自行车。那时候职工没有什么文娱活动,每月要是能看到一场露天电影就是天大喜事了,周围七里八村的老乡都会扛着条凳赶来观看,我们听说哪个矿放露天电影,也会借自行车赶去观看,只是返回时夜深天黑看不清荒凉的道路,不注意还会滑到路旁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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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元旦后,我被派往山东省鱼台县农场劳动一年,找到上海下放老干部石奇学场长报到。我曾在自己博客一篇小文中描述见到老石头场长的第一印象:老石头说话和气,带有浓重上海口音,脸上胡子拉碴,身穿打着补丁旧衣服,不修边幅模样活像《红岩》小说里的华子良。后来为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也学着老石头的样,身穿矿山救护队朋友送我的一件黑色破旧无扣棉背心,捡来一根麻绳系在腰上,又一个“华子良”诞生了。一来二去熟识后,老石头场长想让我组建农场团委并担任团委书记,我寻找各种理由推脱了,我想无责一身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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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场,我参加过开河挑河泥、搬大石头筑坝、盖职工宿舍、打扫全农场厕所掏大粪积肥、扛大麻袋稻种、下大田种水稻……什么农活都干过。吃苦受累孤寂我都不怕,可就是怕饿啊!我在机关的粮食定量好像是26.5斤,也就是说一天饭量绝不能超过一斤,那时农活很累,我正年轻力壮长身体能吃,农场食堂又没有荤菜(指挥部机关食堂还可以),成天吃白菜豆腐或白菜土豆,肚子里一点儿油水都没有,一顿饭吃八两都不觉饱,怎么办呢?只能用剩菜冲成汤多喝水来糊弄自己肚子,以后在老职工指导下去水田旁水沟里挖黄鳝捞泥鳅就酒喝,有了点所谓荤食也学会了喝酒,这才勉强熬过了饿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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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忘的是1976年过春节期间,别人都回家或回矿区过大年了,农场里没剩几个人,食堂熄火不供应饭菜,眼看着我与宿舍里有精神疾患的矿工中学沙老师两人即将陷入挖野菜啃树皮的境地,年三十晚上矿工医院来农场医务室的张宁娟医生(我们同届上海卫校毕业生)、沙书记、小朱护士把我俩邀去吃年夜饭,小张拿出上海带来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做了满满一桌美食,并让我们后面几日都过来吃饭,令我十分感动。直到现在,我还惦念着农场春节艰难却又感动的那几日,很想找到张医生请她吃顿饭,再次表达感激之情。19768月底,由于一些原因,我没跟一起劳动的连里人打招呼,在于泽国师傅帮助下离开了农场,去江西、云南西双版纳招工,在外地漂流了四个多月,一直到19771月才回到大屯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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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在上海培训的技校同学结束培训回到大屯矿区,里面有我同校同学与同班同学,我随接他们的大巴车到徐州火车站迎接,这是必须的。由于情况变化,原先分配他们到孔庄矿工作,改为到条件较好的机修总厂。机修总厂离指挥部较近,他们的职工宿舍更近,我们互相常来往,周日更是经常在一起聚餐聊天玩耍。由此,我产生了想离开指挥部机关,到机修总厂车间与伙伴们一起工作的想法。这时,宁夏来的梁振等一批领导干部接替了将要回沪的大屯矿区上海领导干部工作,原先机关的组也改为处室,宁夏干部赵明干接替回沪的朱根荣担任劳资处处长,赵处长坚决不同意我去机修总厂的请求。同年下半年,大屯煤矿工程指挥部二十七工程处整编为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的工作展开,年底有人给我建议,你想当兵吗,想以后回上海吗,二十七处整编工作快收尾了,你还不赶紧调进去。于是,我请求赵处长为我今后前途着想放我走,赵处长终于不舍的松口了。

1978年上半年,我的关系转到二十七工程处,人暂时还在指挥部工作。夏季,在全国知青返城潮的影响下,矿区也掀起“回沪风”,有人还聚众到指挥部闹事,里面有我认识的技校生在指挥部门口站在高台上演讲,我完全能理解他们要求回沪的心情,我也想回上海,但当时我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据最近我看到陈敦海写的怀念梁振文章《明月清风怀入梦》中说,当时上海虽然有了明确政策,但接纳这么多人回上海,困难重重。对这个问题梁振同志和班子成员主动向他们做工作,实事求是地向他们讲清楚,目前还不能完全办到,只能按期分批地回去。这个问题处理得较好,没有处分一个。从有关资料中了解,以后上海每年接受50人办理回沪手续,又扩大到每年60人,多年来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前几年,我回大屯矿区故地重游,看到也有没回沪的技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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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建军节前,我穿上军装正式成为基建工程兵一名战士。我所在的00439部队(43支队师部)仍在大屯矿区,下辖江苏大屯424团、425团,山东欢城433团,山东薛城421团,江苏大屯支队医院、机修营、总仓库,江苏徐州九里山分库,河北唐山胥各庄分库,我在支队(师部)设备科担任助理员工作。1978年底,我们突然接到支队首长传达的军委命令,即将展开对越自卫反击战,我部作为第三梯队随时准备上战场。直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数年,我才知道,虽然我们部队没有上前线,但抽调我们部队部分骨干去了越南战场,有的人牺牲在那里再也没回来。1980年,我随支队机关搬到山东薛城,虽然离开江苏,但我的主要工作方向仍在大屯矿区,常去那里开展业务。我们在山东薛城开始条件比较艰苦,住在活动板房里,后来住平房,以后住上了楼房。1983年基建工程兵撤销,大部分人就地退伍转业到枣庄矿务局第三建设公司,我随妻子转业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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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屯矿区是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我离开上海所到的第一个外地,也是我初次走向社会的青春年华时期印象最深刻、最值得怀念的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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